橙人访谈

橙色是凤凰的颜色，充满生机。真诚是凤凰的心，充满重量。2016年，凤凰20岁了。凤凰卫视主持人、记者、评论员、幕后主创、老朋友齐聚iphoenixtv，橙心橙意，隔着屏幕分享他们与你携手走过的岁月。

黄海波，资深电视制片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电影研究生院，获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精通中、英、日三语。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编辑部主任。在近三十年的传媒行业从业经历中，参与策划、制作过多档广受好评的特别节目，足迹遍布全球近六十个国家和地区，边旅行边记录、边思考。

“生活不是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五点，一日三餐，上下班回家。而是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值得记录的故事。只要你打开相机去记录，时间会证明，记录下来的一切都是一个故事。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平淡，很多事情就是这么平淡，但记录下来的影像，却渐渐成为时代历史和思想的沉淀。”——黄海波

黄海波在凤凰20岁

我对凤凰的浓厚兴趣，始于2000年，当时凤凰卫视播出了台湾郭冠英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世纪通道—张学良》。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熟悉的史实，竟然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来。再加上张学良沉稳幽默的语气，以及郭冠英成熟的叙述方式，都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必须承认，凤凰卫视是大多数从事时事报道和纪录片行业人士向往的地方。

2002年5月，随《两极之旅》剧组在北极附近

我等待着机会。央视和凤凰联合制作了《两极行》，作为当时懂英语、会拍戏的人才，我被央视派到这个特别项目组，担任剪辑导演。经过一年左右的前期制作和后期剪辑，我和凤凰，一个眉来眼去，一个热恋，于是一切水到渠成了。记得在《两极行》庆功宴上，老板刘长乐一一和我们一线队员及家属握手，还停下脚步对我说：“海波，你懂多少外语？”我说：“我是学英语的，刚好去了日本，学了日语。”老板也风趣地说：“那你也刚好来凤凰了。”2002年，我离开了央视评论部的兄弟姐妹，加入了我敬佩的凤凰大家庭。我发现，这是一片机遇的沃土。 从老板开始，到王纪延院长、钟大年老师、刘春老师，几乎我当时的上司都是激情澎湃、敢闯敢拼的大师。只要你有才华，不甘于闲着，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在凤凰，只要你有想法、有干劲、有智慧，最重要的是有激情，你几乎可以及时实现你在传媒行业的所有梦想。

2002年6月，《穿越极地：两极之旅》剧组归来，黄海波的女儿米娅一见到父亲就亲吻了他。

纪录片之梦

2002年 与巴西亚马逊森林的印第安村民一起“两极之旅”

刚加入凤凰城，就像来到美国西部，淳朴粗犷，自由开放，充满“未开垦的荒地和机遇”！我原本以为可以向许多前辈学习，但在这里，我似乎被当成前辈对待。比如，我虽然参与了《望长城》的拍摄，但只是助理导演；《东方地平线》虽然拍了剧情长片，但大多都在10分钟以内，最长的也不过30分钟；我参与的《极地之旅》也是步行式的，以速度和数量为优先。我从来没有独立拍过长纪录片，但来到凤凰城，我被派到《唐人街》纪录片摄制组，教组里所有年轻人如何拍纪录片。一双双年轻却闪亮的眼睛，渴望我指导他们……我不仅开始拍纪录片，还直接开始教纪录片。 在所谓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凤凰卫视的年轻同事们虽然不懂纪录片，但非常勤奋，思想上没有任何束缚。我大胆实践，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记得我刚加入凤凰卫视时拍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诉讼案。拍完后，我请上司钟大年先生审片。钟先生说：“我们这里不用审片，内容你自己负责。”我很惊讶，因为我在中央电视台已经习惯了层层审核，我强迫钟先生审片。结果他看了，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就播出了。当时，只要没有常识性的错误，凤凰卫视什么效率高就做什么。创作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直接播出就行了。商业的判断，就是看播出效果和观众的反应，完全是自由放任的制作方式，这让我很惊讶。 可以说此时的凤凰是一块新生力量闯荡的沃土，没过多久我就迅速成长，成为凤凰卫视纪录片和多个专题栏目的推动者和运营者之一。

主人的梦想

凤凰的机会处处“漏”，只要你有精力，处处都能找到。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了另一个表现的平台，那就是主持人这个岗位。虽然上过《东方时空》，但仅限于现场报道和主持，被称为“镜头前记者”。来到凤凰后，我在幕后做节目大概三年，出创意、写脚本、扛框、剪辑视频，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我被推到台前，是一档直播间节目。

每隔一段时间，凤凰台主持人的调动就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2005年6月底，曹景行先生要去北京，《总编辑时间》没人做，就准备由吕凝思去补位。吕凝思主持的《时事辩论》该怎么补位呢？在一次节目总监例行工作会议上，因为大家在讨论节目主持人调动一事，程鹤林突然说：“建议由海波主持。”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喂，你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院长马上批了这件事：“好，就这么定了！”然后神秘一笑说：“不过不会收手续费。”

大约过了半个月，我还在忙着每天的特别节目，完全忘了辩论的事。突然，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日本朝日电视台的《星期日时事论坛》节目来挑战我们，想和我们台在八月九日联合主持一场辩论赛。他嘱咐我们，我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凤凰卫视的日本事务很多，要我们赶紧协调。我对这个节目的制作并不意外。可是程老头又开口了，建议海波主持这场辩论赛。我说我从来没有主持过，他们俩几乎同时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打几场就习惯了！”

2005年在凤凰卫视总部主持中日时事辩论专题节目《打破僵局》

2005年是二战结束60周年，也是战争血腥味最浓的一年。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固执，东海油气田、教科​​书、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和矛盾，使得中日关系各方面进入冰冻期。全国范围的反日游行，5月吴仪副总理访日的中断，进一步标志着两国关系的谷底。在这样的情况下，代表中日两国的两家电视台要进行一场辩论，显然是要制造火花。这场直播辩论的日方是朝日电视台的《周日时事论坛》，这是日本电视台的王牌栏目，主持人田原宗一郎已经做了17年这个节目。横向的不说，日本现任首相、内阁大臣、名流都是这里的常客； 纵向上，历届日本政要也都是他的嘉宾。小泉10多年前担任参议员时也参加过这场辩论，这个节目可谓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朝日派出的另一位嘉宾是资深外交官冈本幸雄，他是小泉的助手，也是对国际事务洞察透彻的民间外交分析家，在辩论节目中磨练已久，如果临场发挥实力，辩论难免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我作为一个没有演播室主持经验的新人，要和担任中国主持人的田原先生坐在一起，共同掌控局面，稍有偏差，或者表现出不安、不自信的样子，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很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感觉有一座大山压在我头上。而且，我从来没有在凤凰卫视主持过节目！

在如此庞大的外部环境和严峻的内部环境之下，我被推到了主持人的面前。这种不安的心态被上级发现了。那天老板和院长特意邀请我到红磡海滨广场的Waterfront Bar & Terrace吃午饭，让我更加慌了。吃饭的时候，我再次向他们提出换人。老板说：“海波，没有别人了，你就去吧，没问题！”院长也笑着鼓励我。德国心理学家荣格有一个共时性定律，就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在某种情况下变得相互关联。于是，从6月份开始，我频繁以嘉宾身份参加辩论赛，然后就立刻被安排如何戴着耳机听导演的指令，如何控制手中的电脑发网友的帖子，同时还要听嘉宾的言论，并频频点头回应……我以一个被迫做某件事的凤凰主持人的身份出现。

2005年8月9日播出的《打破僵局》成为中日民间交流、媒体交流特别是电视互动史上的经典。“打破僵局，话不能说；沟通要巧妙，不辩论就不能明了道理。”老板亲定的这句经典名言，可以说基本达到了效果。至少这一次，中日民间理性对话的僵局被打破了。两国播出的这场辩论应该是成功的。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有很多声音希望我们能多举行这样的辩论。中日辩论在2006年、2007年、2013年又举行了三次，也是现场直播。而我成了《时事辩论》的常驻主持人之一。我也时不时地出现在我台很多纪录片节目的主持中。

凤凰城的俊男美女众多，但决定谁能主持节目，有时并不是看长相或者学历，而是看天下难料的大运和起起伏伏的小机缘。

2007年主持日本朝日电视台直播节目《讨论到天亮》

记者的梦想

我大学读的是英语新闻专业，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学的是国际新闻。在校五年，其实我看国外电视台的节目最多，因为我们的老师几乎都是美国人，他们经常给我们当教材播放，给我们讲很多新闻采访的经典案例。有时候听得我兴奋不已，我自己也喜欢冲冲冲。其实我心里一直想当一名一线记者，也觉得自己能当一名很好的记者。我在央视东方时空的时候，主要是做专题，没做过一手新闻报道。在凤凰卫视，这个小梦想实现了。

作为凤凰卫视记者，我曾数次从现场回访，内容都与日本有关。比如2006年安倍刚上台时，我到东京日本首相官邸做专访，出来后在国会外做“聚会”（现场报道）；再到2012年，香港开封号船员登陆钓鱼岛后，连同我们的记者江晓峰一起被日本海上保安厅扣留，我和陆凝思一起到冲绳与他们会面，同时做现场报道。同时，我在空中和总部主播室与其他几位凤凰卫视记者交谈。我记得当时听着耳机里传来开场音乐和主持人的开场白，终于轮到我了：“海波，请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我真的有点小激动。

不过，最令我难忘的新闻经历可能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

2011年3月15日凤凰卫视记者黄海波与摄影师杜维安在福岛

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左右，我正和在东京的日本朋友高桥先生通话，他突然紧张地说：“地震了，好大的地震啊！”我挂了电话。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习惯了“一周小震，一个月大震”的人，我本想发个微博让大家知道一下。一打开，就看到一条私信：“凤凰李淼：东京地震，请问需不需要接通，电话未接通，VC已接通（3月11日13:59）”我立即通知了负责新闻的闫科长。当时，新闻台也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收到了李淼发来的信息，并立即开始紧急直播。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地震的严重性，以及它与我以后的关系。

三点钟的时候，NHK已经传来了航拍画面。铺天盖地的海啸让我彻底震惊了。这是一场谁都没见过的灾难。此时我知道，在我生活了近五年的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常识和经验。日本从此将大不相同。我也直觉地感觉到，作为凤凰城为数不多的懂日语的员工，此时发生的一切都将与我有关。我先是给特别部门的兄弟们打电话，紧急动员，准备赶制当周的《王牌广播》。我的反应是基于当时的专业判断，要对重大事件进行深入的报道和专题分析。十分钟后，院长打来电话，简洁地说：“海波，准备去日本吧！”没过多久，信息站协调员就把订好的机票给了我。 寻找设备、组建团队、取钱、安排后续工作，感觉就像回到战场一样……我知道我必须再次成为一名记者！

记者工作期间的五天五夜的特殊任务，是我难忘的经历之一，包括3月15日，这一天被日本政府认定为辐射指数最高的一天，超过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而我也身处福岛第一线。这次发回的报道，不仅被凤凰卫视连播了好几天，还被很多中国媒体转播，因为我们组是唯一在现场使用视频报道的剧组。每天，我带领团队奔波、采访、写稿，然后做现场报道和电话连线，感觉热血沸腾，忘记了自己已经快50岁了。而且，因为还不会操作剪辑系统，所以我发明了一种用长镜头把周围环境和主要信息讲清楚的报道方式，院长夸奖这种方法非常生动，在之后的报道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3月16日，我们乘坐国泰航空的全舱班机返回香港。香港政府卫生署对待我们犹如临大敌，全面检查我们的身体，并让我们独自住在医院。幸好我穿着老板派记者秦峰从北京送来的专业防护服，身体辐射水平在正常范围内。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当年现场报道的视频，头像下面写着“凤凰卫视特约记者黄海波”。这是一个令人骄傲和难忘的头衔和使命。

同声传译的梦想

我本科是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的，后来从事了几年国际贸易工作，再加上陪同领导出国出差，在各种场合都要做翻译。通常翻译需要先听完演讲者说的内容，记录下来，再翻译给听者听。在很多商务对话或者讨论中，我觉得这样很费时间，所以经常在一方讲话的时候，把意思传达给对方，而耳朵还在听演讲者接下来的内容。也就是说，耳朵和嘴巴的功能要分别调动和使用，有时间差。来到凤凰城后，这个功能也被激发和调动起来。这个行业就叫“同声传译”。

记得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美，新闻台要播送小泉会见时布什总统的讲话，先是小泉发言，然后是布什发言。我的任务是翻译小泉的日语讲话。接到通知后，我反复询问布什发言时是否需要我，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两门外语同声传译，感觉不太习惯。颜科长说不用担心，楼下还有其他人会做英语。于是那天我就坐在主播室旁边的小房间里，戴上耳机等待。说实话，虽然我平日翻译时，也有些快速翻译的技巧，但从来没有做过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而且是电视直播，所以还是很紧张。不过，就像高台跳水一样，迈出一步就再也无法后退，只能闭上眼睛思考动作。 小泉一开口，就把我事先准备好的大致内容说了一遍，说得还算顺畅。但布什要讲话的时候，我却没看到有人进来接替我。我赶紧向指挥室示意，但布什已经开始讲话了，于是我满头大汗地跟着他讲英文，对着指挥室能看到的摄像头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幸好演讲时间不长，英文同传还算流利。我刚走出演播室，就发现英文同传员苗楠已经坐在门外的桌区了，她要从这里翻译过来，但说话慢了，我怪不了她。只见颜科长笑眯眯地朝我走来，说：“很好，没想到你英文这么流利！”幸好广元学院外语系基础扎实，心理素质强，巨大的压力反而激发了我的潜力。 这次我知道，就算以后不行，我还可以做同声传译，凤凰城再一次激发和验证了我的潜力。

2007年与专题部弟兄姊妹在旧红磡总部

外交官的梦想

黄海波会两门外语，凤凰内部早就有传闻。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凤凰的基本知识就是普通话和英语，这几乎是招聘的必备条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都曾在英语国家以外的地方留学过，或者在大学里学的是非英语语言专业。比如，鲁凝思的俄语、邱振海和李炜的德语、江晓峰的伊朗语、常洛文的韩语、安东的西班牙语、周一军的阿拉伯语、史其俊和张小文的法语……而懂粤语、闽南语、客家话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懂这些语言的同事，除了能在新闻工作中发挥作用外，也会自动在凤凰的对外关系中承担一些责任。

安倍晋三访谈

首先肯定是来到凤凰城之后日方的外事活动增多，从日本国土交通省的合作项目，到外交部、通商产业省的合作项目，几乎每个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首席领事、参赞来港和离开港时都会见面、聊天。

2009年，在平壤电影制片厂与饰演花童的洪英熙一起拍摄《朝鲜之旅》

另一方面，朝鲜总领事馆从2009年拍摄第一部《朝鲜游记》以来，就成了老朋友。他们总会邀请我参加他们三位伟大领袖的庆典，并按时寄来朝鲜的画报和一些外国出版物。韩国外交部看到我们积极报道朝鲜后坐不住了，派出一位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文化领事韩在赫先生到凤凰卫视总部接见人、请人吃饭。此人为人真诚开朗，很快很多关于韩国的专题和新闻报道都得到了绿灯和大力支持，我成了韩国总领事馆的主要记者。同时，缅甸、新加坡、俄罗斯和欧盟也会邀请我参加许多外交场合。 那时的我，一定会西装革履，打着领带，头上抹着两两油，频频在港岛的亭台楼阁、俱乐部里的宴会、酒会上举杯微笑，谈友谊、谈合作……

后来我想，外交官大概都是这样的。

不过，比起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去参加这些场合，我更愿意穿着户外服装在外面跑来跑去。

2002 年，在玻利维亚的一个印第安牧场拍摄《两极之旅》

经理人的梦想

黄海波与董建华先生

其实这个梦想不应该是我唯一的梦想，我的祖上都是世世代代学习或比武的职业选手，我只有在凤凰城才能成为经理人。

从小到大，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冲锋陷阵的人，而不是带兵打仗的人。我擅长独当一面、另辟蹊径、出其不意。2003年，我被调往香港总部，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特别部主任，手下有10个纵队、10到20个人，协调全台的关系和资源，这很快迫使我改变角色。那一年我38岁，已经算是环顾四周的资深人士了。这种改变也可以说是时代的召唤。到了这个年纪，我应该看问题更有远见，找准方向更准确、更犀利。正是因为凤凰重视专业、实战经验、专注和热情，像我这样身经百战的专业人士才能走上管理岗位。

我在管理团队时，也是采取包容、鼓励、放任的态度，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才，成长为德才兼备、自信能干的人，甚至一些离开公司到外地工作的年轻人，都能顶住压力，独立掌舵。在凤凰十年，能同时产出作品和才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

2010年1月至3月，凤凰卫视派出摄制组前往气温不断升高的北极地区和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南太平洋岛屿，拍摄大型连续剧《地球的温度》。图为主持人黄海波等人在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朗伊尔城的煤矿工人墓地。

我在凤凰卫视已经14年了，其实我加入凤凰卫视时的头衔是“节目策划师”。工作之后，除了主业是策划、做各类节目的策划之外凤凰网 职场评论，我几乎每个领域都做过，从纪录片导演、编剧、摄像师、解说员，到新闻记者、采访员、翻译、同声传译、主持人，甚至嘉宾评论员。业余时间，我还做过凤凰卫视的“外交官”、“宣传员”，甚至“乒乓球运动员、龙舟队员、长跑队员”。我之所以能在各个领域激发和展现自己的潜力和实力，和刘老板与管理层前期确定的凤凰卫视的用人机制分不开。我们不怕你无处施展实力，就怕你发挥不出实力。这是一个让激情和智慧充分展现的平台，这是一个极其灵活多变的互补群体，更是一个温暖包容的大家庭。

2002年，《两极之旅》剧组和兄弟俩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小机场，回国后不久，他们从中央电视台飞往凤凰城。

二十年来，凤凰从最初的几个人，到后来的几百人、几千人凤凰网 职场评论，从一家电视公司发展到全媒体、跨领域的集团公司，靠的就是这种自由、宽松、信任、放手、激励的人才发展机制。无数曾经默默无闻的新人或职场精英，无论台前幕后，都在这里施展才华，从小鸡到大凤凰，同时也为这棵宽容、包容、有温度的梧桐树增添了光彩。希望凤凰能让更多的人才在这里放飞理想、放飞梦想，在建设百年大业中再创辉煌！

谢谢凤凰，祝福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