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过去一周，“高考”无疑成为热门话题。全国各地的考生带着家人的期盼走进考场，希望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对于考场外的妈妈们来说，更是一场考验。从孩子出生的那天起，教育就成了妈妈们绕不开的话题。现代社会，教育孩子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时间、精力和情感，掌握各种科学技能和知识。这对于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育儿功能的母亲来说，压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职场妈妈来说，一方面有工作实现自我价值，一方面还有不能辜负的儿女。矛盾、焦虑、疲惫让这些“超级妈妈”身心疲惫。近日，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数位专家，听她们讲述“超级妈妈”们的焦虑现状以及如何减轻负担的故事。

网上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孩子什么事都会问妈妈：“妈妈，我回来了！”“妈妈超级职场，今天吃什么？”“妈妈，我的衣服呢？”可他唯一一次问爸爸，却是问“爸爸，我妈妈呢？”

笑过之后，值得深思，一个正常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母亲在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女性也是社会角色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不放弃工作和孩子”的理念让不少妈妈变成了“超级妈妈”，她们普遍身心疲惫，如何减轻“超级妈妈”的负担，也成为社会话题。

工作和家庭都不能抛弃

童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虽然工作不是很忙，婆婆也帮忙接送孩子，但童女士还是感觉很疲惫。

“带孩子的事情好多啊！生病要请假，家长会要开，学校、幼儿园要活动。大儿子上四年级，晚上要辅导他写作业。他一周三次课外辅导班，我还要接送他上下学，陪他上课。小女儿也开始学舞蹈、画画了。妈妈的身体也不怎么好……”

自从生完二胎，童女士就想过不工作了，但她又不愿意接受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最后只能在家当“保姆”的现实，但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和孩子，她又觉得有点吃不消。

童女士的处境是当今大城市很多女性面临的困境。

近期一项针对500名妈妈的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妈妈处于中度焦虑状态，超过一成的妈妈处于极度焦虑状态；孩子的教育与养育是妈妈们最大的焦虑来源，有近六成的妈妈对此感到焦虑，近半数妈妈对工作相关的问题感到焦虑……

中国女性在工作和家庭方面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有偿工作时间与男性相差无几，但要承担几乎两倍于男性的无偿劳动（男性每周10小时，女性每周21小时），表明女性承担了主要家庭照顾工作；

与此同时，在育儿、教育方面，现代妈妈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除了会做饭、当保姆，还要会解奥数、懂语法、会批改作文、出创意……

一边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工作，一边是绝对不能放下的孩子，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让母亲的艰辛与焦虑不言而喻。

女性理论与性别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荣伟懿指出，母亲在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焦虑和压力，职场母亲的焦虑会更加明显。这也是母亲被赞“伟大”“牺牲”“奉献”的原因。

教育竞争加剧母亲努力

母亲负担过重的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两年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钟晓慧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超级职场，通过深度访谈，对广州15个家庭的父母、祖父母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于今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的文章。

“我的调查范围是依靠家庭、亲属关系照顾孩子的在职妈妈及其家庭，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妈妈确实很辛苦，也很焦虑。”钟晓慧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说。

钟晓慧在“工作—家庭冲突”的框架内对研究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这种冲突带来的焦虑首先来自于时间匮乏的基本事实，因为“职场妈妈”很难同时利用时间兼顾工作和育儿。

其次，焦虑还来自于女性对于“理想母亲”和“理想女性”等概念的认同。“在调查中我发现，一方面，没有人质疑女性外出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女性外出工作的文化观念，既来自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双职工家庭模式，也来自于中国市场竞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奋斗个人’精神。”钟晓晖说，另一方面，社会仍然认为女性应该把家庭和孩子的安全和成长放在第一位。“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女性自身也认识到并接受了‘工作和孩子都不能抛弃’，一旦做不到这一点，难免会感到焦虑。”

同时，钟晓慧认为，现代社会养育孩子不仅需要金钱，还需要时间、精力和情感，需要掌握各种科学技能和知识。但问题是，“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要经历一个学习、适应和应对这些知识的过程，这让母亲身心疲惫。”

值得一提的是，钟晓慧提到的第三点，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柯最近研究的一个新现象——“妈妈的经纪”。 “我觉得用教育经纪人来形容现在的妈妈，非常形象。孩子在教育市场被当成一个造星工程，妈妈们以‘教育经纪人’的专业水准追求孩子的事业成绩，扮演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培训市场产品和目标学校需求、规划孩子个性化学习计划和学习时间、亲自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最终把孩子卖给优质的上级学校。”杨柯说，“教育的竞争加剧了妈妈们在这种劳动上的付出。”

这份调研的出发点，来自于杨可和她众多好友的日常生活。作为一名职场妈妈，她亲身经历了儿子从小学到初中的整个备考、竞争过程。“我带儿子去上课外班的时候，发现后面坐着的家长大多是妈妈或者奶奶，爸爸很少在场。”

为完成本研究，杨教授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了北京八个中产家庭的案例。在这八个家庭中，母亲是孩子教育的主要责任人。

“从近几年的观察来看，妈妈当经纪人的现象好像越来越严重，甚至可以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妈妈的努力之间的相关性，现在已经很难摆脱了。”杨科认为，只要有教育竞争，只要孩子要参与这种竞争，妈妈往往就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完善儿童服务体系建设

钟晓慧和杨可的研究中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无论母亲的负担有多么重，职场妈妈都不会轻易辞去工作回家，而是会选择完善时间规划，尽力协调好母亲与工作。这样的结果势必加重女性的双重压力，让她们付出身心健康受损的代价。

“无论是因生育而暂时离开职场，还是永久离开职场，这两种情况的女性都有，但她们的数量确实很少，她们面临的困难并不比‘职场妈妈’少。”钟晓晖说。

杨可认为，对于当下的职场女性群体来说，职业带来的价值与认可是无可替代的，很少有人愿意辞去工作，彻底回归家庭。“在我调查的案例中，这些妈妈们都很享受自己的职业身份，但现实是，她们可以选择在工作上投入多少，但绝不能忽视孩子。”

荣伟仪还发现，职场妈妈普遍重视自身的职业发展，在如今职场快速变化的时代，只要能克服照顾孩子的困难，她们就不会退出职场。“这种理念值得鼓励，但也不能一味地推崇女性的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精神，应该从各方面帮助她们，减轻职场女性作为母亲的负担。”荣伟仪说。

看得出，中国女性正以巨大的毅力和智慧应对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挑战，减轻“超级妈妈”负担刻不容缓。

钟晓晖认为，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儿童服务体系，作为家庭、亲属关系网络的补充或替代机制。一是在时间上，如适当延长母亲产假、设立父亲育儿假；二是在服务上，如在社区、企业等建立低成本、有质量保证的托儿所；三是在补贴上，可以对有幼儿的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者直接发放奖励、物品。

基于我国多老人帮忙照顾子女的情况，钟晓晖建议，我国有托儿需求的家庭在购买、租赁和申请保障性住房时，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房租补贴。

杨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提供一些便利的公共服务，减轻妈妈们的负担。“比如，政府应该牵头在学校办一些优质的兴趣班。或者投入专项资金，把社会上好的教育资源引入学校。”

同时，专家们普遍认为，应充分发挥父亲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作用。

“如果父亲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母亲的焦虑必然会减少。”荣伟益说，应鼓励父母分担孩子教育的责任，这也是国际社会倡导的目标。

“解决女性就业与生育困境，需要男性联合起来的力量，共同推动制度和观念的更新。”钟晓晖说。（记者 付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