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以来，我和我的合作者仍在对长子父亲进行研究。 我们的研究是通过访谈进行的。 长子父亲洪（化名）是受访者之一。

洪的经历在长子父母中很有代表性。 洪某与妻子同龄，是硕士班的同学。 2004年硕士毕业后，洪女士在广州一家顶级诊所工作。 2006年，我生了第一个孩子，我妈妈帮忙照顾孩子。 诊所工作辛苦，需要轮班，2014年她下定决心跳槽，到一家国企上班。 三年后，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孩子出生后，我的婆婆和我的兼职人员帮忙照顾我的儿子。 由于在国企工作需要出差、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她于2018年辞职来到当地一家诊所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她每次换工作，工资都会上涨。

洪的父亲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后，仍在北京一家顶级诊所工作。 当她的第一个儿子3岁的时候，洪的母亲出国留学，现在是一名成功的院士。

当被问到洪女士的事业发展是否完全是为了生孩子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她还提到，当地诊所的收入还不到国有企业的一半。

洪和母亲的经历体现了社会学研究中的“母性惩罚”和“男性红利”概念。 所谓“母性惩罚”，是指因生育而导致的职业中断或工作时间减少导致父母收入增加。 虽然她们继续全职工作，但雇主会觉得女儿工作精力少、能力差，导致女性晋升的机会相对较少。 洪女士产后，从三级诊所跳槽到国企，再从国企跳槽到地方诊所的经历，体现了她职业生涯的中断、工作时间的减少和收入的增加。

相对“父亲红利”是指女性成为母亲后普遍更加努力工作，获得更多人力资本和收入，减少家务劳动。 这一点也反映在洪妻子的脸上。 洪认为，随着父亲事业的蒸蒸日上，他变得越来越有统治力，更倾向于掌控家庭的决策权。

我们对头胎父亲的研究总共采访了 26 名已经生下第一个孩子的职业男性，年龄从 30 岁到 46 岁不等。 其中，大学毕业5人，硕士毕业14人，博士毕业7人。

我们把生完第一个孩子的职业男性分为四种类型：事业上升型、事业中断晋升型、事业中断型、事业停滞型。 我们发现，3/4的受访者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经历了职业中断、晋升中断或职业停滞。 26名受访者中，只有2人表示父亲可以平等分担育儿劳动，其余表示母亲的参与程度在0到1/3之间。

按照常理，工作寿命和人力资本的减少会导致工资下降，这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很常见。 但为什么像洪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会经历职业生涯的中断，甚至选择低薪工作呢？ 由于男性在结婚生子后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劳动，这很可能会影响个人的职业发展。

“认知劳动通常是隐性的”

劳动可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一般来说，男性主要从事无偿劳动，而家务劳动、生育则是被所谓“爱情”、“母性”所掩盖的无偿劳动。 由于它是无报酬的，这种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无酬劳动包括一系列与繁衍后代有关的劳动，可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 其中，认知劳动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劳动之一。

一位受访者提到，成为一名父亲就像开始攻读新的博士学位，需要大量时间学习新知识。 以给儿子买尿布为例。 通常是父亲，而不是母亲，首先想到给儿子买尿布； 家长们必须从市场上几十种纸尿裤中选择一两种纸尿裤，放入购物车职场妈妈和孩子，并在订购后经常跟踪发货状态。 这一系列过程都属于认知劳动。 认知劳动还包括为婴幼儿购买书籍、为儿子选择学校等。

认知劳动通常是隐性的。 如果你在拖地，别人就能看到你在干体力活。 但如果你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给儿子购物，别人就很难注意到你在做什么，而且他们可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劳动。 据悉，认知劳动没有明确的界限。 下班后开会的时候，你可能突然想到给儿子买件衣服，于是你就一边开会一边购物、下单。 由于认知劳动是隐性的，界限也模糊，所以很难具体估算妈妈在认知劳动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根据省科协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即使是未婚男性，也占家庭收入的40%，承担70%的家务。 从劳动时间来看，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闲暇时间都存在性别差异。 根据省科协和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数据，女性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女性工作9小时。 女性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4小时，女性为5小时。 这里的工作时间包括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男性工作总时间多于女性，这种差异在休息日更为显着。 2010年数据显示，工作日，城市男性工作时间比城市女性长29分钟； 在休息日，这一差异会扩大到 79 分钟。 已婚男性的总工作时间比已婚女性少13分钟，但未婚男性的总工作时间比未婚女性多39分钟。 这反映出未婚男性因离婚和生育而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劳动。 。

未婚妇女大量参与无偿劳动是一个全球现象。 在英国，未婚男性花在家务和照顾孩子上的时间是未婚女性的两倍。 尽管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北欧，女性始终占据着2/3的无偿劳动。

“为什么母亲对育儿的参与度很低”

母亲对育儿的参与度普遍较低，其原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

首先，如果妻子的有偿劳动收入高于丈夫，且工作时间较长，则她对儿童保育的参与一般会较少。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几个儿子赚了很多钱，但长期在美国或其他省份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家长很难参与到儿童保育中。

其次，“控制”祖父阻止儿子参与。 一方面，大多数祖父母愿意为抚养孩子提供物质和时间支持； 另一方面，大多数年轻妈妈已经习惯或者不得不接受这种帮助，尤其是“妈妈男孩”，他们自己的生活仍然需要妈妈。 一定要照顾好它，尤其是宝宝。 也有一些年轻妈妈，在经历了与父母的育儿矛盾后，最终以“多做不如少做”的态度退居二线。

第三，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始终深入人心。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与2010年、2000年的调查结果相比，认同“男主在家、男主在家”等传统性别分工的男女人数均有所减少。 传统信仰一直是母亲育儿参与率低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祖先参与照顾子女的比例约为70%。 祖辈参与育儿，填补了母亲参与育儿和家务不足的问题，让职场男性少受“母性惩罚”。 那么，是否意味着祖先对育儿的参与程度很高，母亲就可以成为“不干涉的掌柜”呢？ 我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有些祖先并不乐意抚养孩子，尤其是长子。

目前，“老票”群体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被各大媒体报道。 本应在家乡度过余生的祖母们为了帮助孙子们照顾长辈、料理家务而离家出走。 媒体称他们为“老刁”。 据统计，我国有1800万外出务工奶奶，其中800万外出务工照顾老人。 晚年，他们离开熟悉的环境，参与复杂的育儿工作，可能会造成孤独、与孙辈发生冲突等各种问题。 祖先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强迫他们参与育儿。

“多方协调，确保丈夫参与育儿”

如何解决母亲育儿参与度低的问题，减少性别不平等？ 单纯依靠家庭内部协商，要求父亲参与育儿，不一定有效。 这需要社会多方协调行动。

一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孩子不仅是父亲、父母的责任，更是父母的责任。

其次，政府必须出台相关新政策。 建议政府延长产假，减少产假。 在北京，妻子的婚假目前为10天。 如果将丧假延长至3至4个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对男性的性别歧视。 据悉，单位和社区可进一步覆盖普惠托儿所，满足0至3岁婴儿家庭的育儿需求，最大限度减少父母产后的“母性惩罚”。

第三，对于新手爸爸，产后一年内有关方面必须提供专业的婴幼儿护理指导。

在目前全世界推崇的北欧模式中，父亲可以获得带薪陪产假，政府还提供低成本的托儿服务。 以英国为例，葡萄牙夫妇在生完孩子后职场妈妈和孩子，母亲享有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儿子必须至少休90天。 这项新政策保证了母亲参与育儿工作。 其实，我国也可以参考，选择一些城市进行试点。

最后我想重申，并不是所有未婚育儿的女性都会遭受“母性惩罚”。 根据我们对第一个孩子父亲的研究，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生第一个孩子后的三年内经历了职业发展。

我自己在生完孩子后也经历了升职，这和父亲对育儿的投入是分不开的。 宝宝出生后，爸爸主要负责哄宝宝睡觉和处理宝宝的大小便。 但我不认为这是他在帮我“分担”，因为这是他应该做的，而且我们在离婚之前就已经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

因此，对于职场父母来说，我们可以对父亲提出更高的育儿要求； 而对于单身男性来说，“男人愿意参与家务、照顾孩子”也应该成为择偶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