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女性正在建立新的权力和身份基础。如果女性以前主要依靠对男性的吸引力来获得权力，那么现在她们的权力更多地取决于薪酬或工作权威。”

“职场妈妈最需要的，是一个能照顾孩子的‘老婆’。因为职场里所有的结构、逻辑、评价体系，都是为有老婆在家照顾孩子的男性设计的。”

—霍赫希尔德，《职场妈妈永不下班：第二班和未完成的家庭革命》

穿着高跟鞋，肩上背着育儿包，手捧笔记本，魔鬼身材、坚毅表情，大步走进烟雾缭绕的职场……说起职场妈妈，很多人的脑海中大概都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这是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所著《第二次轮班：职场家庭与家庭革命》中文版的封面照，也是当今无数职场女性的素颜照。

无论你是一位有过育儿经验的妈妈，还是在类似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这本植根于美国现状的书籍，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会产生共鸣。我们在工作和育儿方面的经验——越来越长的加班、做不完的家务、父母之间不可调和的分工、陪伴孩子还是打拼事业的永恒困境……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职场妈妈不下班》不是一本迎合性别政治的畅销书，也没有简单地把女权主义的矛头指向男权的对立面，而是基于长期大量的第一手访谈资料，立体地呈现了现代职场家庭的普遍困境，具有超国家的共性。在原子家庭的案例中，本书所呈现的“育儿危机”是多层次的；而作为双职工家庭的普遍问题，本书中所有的调查案例无疑表明了“双职工父母昼夜不停”现象的广泛存在，只要你是一位在职父母，甚至你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或朋友，都不难在本书中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职场妈妈永不下班：第二班和未完成的家庭革命

霍克希尔德对华人世界并不陌生。作为情感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她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如《故土上的陌生人》、《我们如何捍卫自己的私生活》等，都已被译成中文。这一次，社会学家们将目光聚焦在家庭照护和职业女性身上。作为一项关注家务劳动和两性关系的社会学调查，作者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调查样本涉及55个美国家庭，对12对夫妇进行了8年的跟踪调查，从1980年到1988年。这12个家庭的访谈记录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部分。该书最早出版于1989年，2003年和2012年两次加入新数据。今天呈现给读者的中文版，是在修订后的新版基础上翻译而成的。

隐藏的“第二班”

《职场妈妈永不下班》开创性地为全职工作者照顾家庭的时间取了一个新名字——“第二班”。“上班时工作，下班后继续工作，然后又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书中一位女性受访者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每天她要审核保险索赔8个小时，然后回家，淘米、做饭、照顾孩子、洗一堆衣服。虽然她很抗拒，但她的家庭生活确实就像第二班。”

白天外出是“第一班”，下班后做家务是“第二班”。本书作者把照顾家庭的时间视为客观存在，纳入“劳动”统计，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私人时间”。承认“第二班”的存在，成为《职场妈妈永不下班》的隐性前提。

当我们提到“养育孩子”这个词时，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一定是母亲的形象。为了维系这种常规观念，适应现代中产家庭的经济需求，我们的文化建构了一个“超级妈妈”的神话——正如这本书中文版的封面一样，“她”是职场上的赢家职场心机学，在社会经济生产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她”又能轻松应对家务、养育孩子等一大堆琐碎事务——后者对她来说不是“工作”，更不是“负担”。工作与家庭之间巨大的能量鸿沟，完全可以被这个女人用超强的“个人能力”来弥补。作者将这种神化行为定义为“文化隐匿”：“常见的超级妈妈形象暗示她精力充沛、干练有力，因为这是她的个人特质，而非被迫接受超负荷的日程安排……女性所承受的额外负担被隐藏了起来。”（P38）

美剧《绝望主妇》剧照

由于长期受到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的时间并不被赋予与男性时间同等的价值，女性所做的劳动常常被贬低，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由于家务、育儿早已成为“女性的事”，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它“自然”不是工作，甚至不愿意承认做这些“家务”也会“耗费时间”。文化的遮掩在这种天然的偏见中悄然滋生。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在我们社会的发展中，女性已经开始以全民运动的形式被大批召入劳动力市场。正如本书中译者肖所为教授在后记中写道：“与生产劳动相比，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已成为一种需要降低和进一步贬值的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家庭照料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可，无论在经济、社会还是象征意义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家务劳动和照顾老人、孩子不仅被男性忽视，也常常被承担这一重担的女性所轻视。”（P348）

与此同时，超级妈妈的神话还要掩盖掉这个光鲜形象背后，为她分担任务的“保姆、女佣、日托工作者”等所有看不见的蓝领。毫无疑问，在媒体的形象中，超级妈妈都是“白领”，至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事实上，很多从事家政的女性也是职场妈妈，她们同样承担着“自己的家务”和“别人的家务”的双重重担。可惜的是，因为她们的职业并不“体面”，她们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女超人神话的想象。家政行业的蓝领女性不得不接受双重掩盖，成为这个社会最不被看到的群体之一。

超级妈妈的掩盖，将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缩小到“个人能力”的范畴，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评价女性的标准：“她很有能力，能照顾好孩子，能领导好自己。”“她精力不够，当妈妈还行，就是对工作不上心。”“真可惜，事业虽然好，但没有把孩子养好。”无论得意也好，遗憾也罢，超级妈妈的形象敷衍了事地处理了客观需要引发的矛盾，成为衡量女性得失的标尺，但没有人质疑过，这个形象本身所掩盖的内容是否合理。

事实上，家务劳动所需的精力投入并不比社会工作少。

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如今，职业女性数量的增加被视为“妇女解放”的重要例证，推动了妇女权益的提升。然而，当女性已经步入现代经济生活时，与男性相匹配的婚姻家庭观念却并未出现。如果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男性劳动力的转移（男性从农场转入有偿工业劳动）使得男性在文明进步程度上领先于女性，那么在后工业时代，大量职业女性的出现也正在让无数家庭告别传统的生活方式。但这一次“拖后腿”的是男性，丈夫们并没有迅速跟上妻子身份的转变——女性的另一只脚依然被束缚在界限不清的家务劳动上，得不到足够的帮助和分担。这导致了失眠的“永不下班的妈妈”的诞生。本书将这种现象称为“停滞的家庭革命”，其“停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工作时间差异

从时间上看，女性整体工作时间比男性多。作者曾为受访者计算过：“经过平均估算，女性在有偿工作、家务和育儿方面所花的时间比男性多15个小时，这意味着女性每年比男性多工作一个月（每天24小时），每12年比男性多工作一年。”

电影《实习生》剧照

诚然，现代社会的性别革命主要由经济领域的变革引发，但事实上，普通人往往在婚姻中感受到更为强烈的变革。自从人类进入男权社会以来，女性应该更多照顾家庭的价值观就得到了普遍认可，如今几乎已经深入到了男女双方的文化潜意识中。在本书调查的受访者中，70%的男性表示自己承担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家务，而只有20%的男性能够与女性平等分担家务，另有10%的男性承担了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务总量。

劳动性质的差异

即使在家务分配相对均衡的家庭中，女性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在处理家务方面承担着更大的责任。《职场妈妈不下班》将一个人的工作时间分为三个部分：工作、家务、孩子。作者敏锐地发现，作为全职工作者，母亲往往要同时处理上述三项，而大多数父亲只需要兼顾其中两项：工作和孩子。我们只需对两种劳动的性质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在做出选择时，父亲自然而然地忽略了家庭生活中最无聊的部分：打扫房间、打扫厕所、洗衣服和做饭。即使在“照顾孩子”的劳动中，父亲更多的责任是带孩子去“做些好玩的事”，比如户外游戏，或者辅导功课。母亲则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日常的照顾上：比如喂奶、洗澡、换尿布、带孩子去医院……

在家务分配较为均匀的家庭中，母亲通常也承担更多重复性、必须在固定时间完成的工作。例如，在大多数家庭中，母亲负责做饭，父亲负责修理电器。做饭是一日三餐必须在一定时间完成的任务，而修理电器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做一次，而且可以“有时间就做”。因此，与女性相比，男性对何时做家务有更大的掌控权。他们可能也会忙于家务，但一般对自己的时间有更大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女性则显得更加疲惫和疲惫，尽管职业母亲通常经济状况更好，自尊心也更高。

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说，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家庭革命”。女性通过职业生活提升了社会地位，但革命的另一半并未完成：家庭经济压力对女性薪资的实际需求与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造成了矛盾的停滞。家务活依然需要女性，旧道德的模式仍然存在。

夹缝中的父亲：愿意分享的男人和不愿意分享的男人

那么在这场陷入困境的革命中，男人的面貌是怎样的呢？

答案似乎是：不太开心。

《职场妈妈不离开工作》的另一大看点，在于客观揭示了现代社会男性在双收入家庭的系统性困境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夫妻双方追求什么样的婚姻理想，两班倒工作的紧张感对男女的影响几乎是相等的。对每年多工作一个月的女性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但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这种紧张感无疑也会影响到男性。如果男性分担第二班倒，这种紧张感就直接作用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分担，这种紧张感就会通过他们的妻子影响到他们。”（P227）

电影《永不妥协》剧照

面对疲惫不堪的职场妈妈，男性通常会采取两种应对策略：成为超级奶爸或者视而不见。成为超级奶爸其实是“超级妈妈”的异性翻版，同样的负担转嫁到男性身上，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在对家务视而不见的同时，一些男性选择用这种回避方式，与主宰职场的妈妈争夺家庭地位的平衡感：让妻子做家务是一种特权，如果男性分担了第二班，就失去了这种特权。然而即便如此，承担巨大工作量的女性的负面情绪也会引发家庭矛盾，让男性处于道德劣势，进而陷入同样的​​抑郁和焦虑之中。

《职场妈妈永不下班》用“性别策略”来指代夫妻处理家务分工的想法和方式。每当谈到男性的性别策略时，作者的描述往往有些灰暗，其背后的性别策略充满断裂和心机。作者由此提出了一个“感恩经济学”模型：夫妻通过对家庭的贡献（主要是经济上的），不断往情感银行存入道德点数，而逃避做家务的人，其实是在用账户中过往的道德点数换取自由时间。除了积分兑换制度的逻辑之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时做家务也被视为一份免费的“礼物”，是一方送给另一方的礼物：“男性和女性性别意识形态的互动，意味着双方之间更深层次的感恩互动。一个人想要如何定位自己，影响着在婚姻的付出与索取中，什么会被视为礼物，什么不会被视为礼物。当一个男人觉得妻子比他挣得多，不符合他的男性理想时，‘忍受’就成了他送给妻子的礼物……另一个男人说：当我妻子开始挣得比我多时，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宝藏。在这种情况下，成为礼物的是妻子的工资，而不是他接受的宽容。”作者进一步指出，当一对夫妻发生矛盾时，很少是因为谁做了什么，谁没做某事。更多的争议集中在礼物的索取和给予上。令人敬佩的是，霍赫希尔德在这里展现的“社会学想象力”可谓犀利，几乎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家庭政治的底层逻辑。

《职场妈妈不离开工作》在最具体的语境中还原了“双薪”家庭中夫妻的窘境。正如作者在书末坦诚地指出，这是社会的一个系统性困境。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女性因为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而选择承担更多的家务、放弃事业，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在工业化社会的劳资体系中也同样“迷失”了。夹在职场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家庭日常运转之间，如果人们的性别观念不发生改变，如果国家体制不能正视家庭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从外部提供更多的家务帮助和支持，显然，单纯依靠夫妻双方的主观努力很难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全身心投入工作，就无暇顾及家人”，霍克希尔德大胆说出了实话。这种物理时间上的矛盾并不能被“超能力妈妈”的神话所粉饰职场心机学，家务、陪孩子、照顾老人确实足以让一个人马不停蹄地工作一整天。《职场妈妈不下班》客观诚实地把长期被隐匿、模糊的“家务”摆到台前进行讨论，通过数据统计和一手调查，向人们展示了照顾家人这件“小事”的真实存在，以及它应该与“工作”同等对待的理由。这是本书作者的人性关怀，也是本书自始至终努力向读者传达的价值观。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出了自己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思路和更为良性的国家性别策略：男性自觉主动地分担家务劳动，在工作场所建立日托中心，对生育、育儿、带老人看病等一系列家庭责任给予合理的带薪休假。——否则，按照作者的统计，我们可能会迎来一个离婚率更高的社会。毕竟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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